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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者入中大· 迎新營·扑嘢|蕭家怡|特約轉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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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蕭家怡(九十後澳門人,大學時期起在香港生活,正式開展港澳雙城的觀察之旅。愛閱讀、愛寫作,習慣以文字與人溝通,也希望透過自己的文字讓更多人認識澳門。)

大學時候的我,遇到了在性別研究方面的啟蒙恩師,所以一口氣修讀了「女性主義」、「酷兒理論」等不同課程,正當我們隨著理論,(以為自己)逐漸走近前人的經驗和思考成果時,冷不防,老師卻在最後一節課時分享自己的「失戀史」,當下我不明白恩師的心意,但離開校園愈久,卻慢慢摸索到老師當日的用心:學完理論只是開始,如何帶著理論走出象牙塔,回到社會,才是我們每人的修煉起點,而在這條(有時)孤獨而漫長的旅途中,你會慢慢發現,當你在課堂上為女性平權的抗爭歷史而驚嘆,為女權主義眾多流派的觀點和背景而爭論,為多元流動的性向而心感美妙之際,這社會的大氛圍卻根本沒有這般理想,甚至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墮後,而學會調節理論與現實的落差,是個人的事,也是重要的一關。

是的,社會在進步,但對於性呢?我們始終視之如洪水猛獸,更是能殺人於無形那種,所以要撲殺、要杜絕、要封閉——但另一邊廂,我們暗地裏卻為它而趨之若鶩,無他,食色性也,人之所需,正因如此,我們催生了「不可講,只可做」這現象。

「不可講只可做」背後的分類意識
就以文題的三件事為例,性工作、意淫遊戲、性事,哪一不是我們生活中天天在發生的事,但我們就是不會、不能、不可以把它放在公眾層面討論,只是一句「影衰曬中大」、「咁樣啲中學生會好有動力入大學」、「好肉酸」就終結整個討論,這令我想起女權主義者Gayle Rubin於1984年發表的文章“Thinking Sex: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”,當中指出社會往往會就將性行為按道德的優劣而分類。在這篇文章裏,作者以兩個同心圓來將相關概念形象化︰異性戀、一夫一妻、婚姻關係內、以生殖為目的等被視為「好性」的,會被納入圈的「內層」,反之,則會出現在「外層」。兩個同心圓展現了「性階層」(sexual hierarchy)這一概念,也反映出大眾認定了性是私密的事,只能困在閨房之內,不可見光,就這樣,人人都對將性放到公開層面討論的人狠批不已,但狠批之後,又再回去享受自己的閨房樂。

誰能講,怎樣講?
但問題其實不限於「不可講只可做」,還有更進一步的「誰能講,怎樣講」。

游蕙禎 Yau Wai Ching議員一句「就算我哋要扑嘢,都搵唔到房去扑,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」,惹來熱議,那末,假如我們換個人物,轉套說法,由一個研究香港政策的男教授,正經八百地指出「香港土地供應問題嚴重不足」,不單不是新聞,大家的眼球也懶得去轉動一下。這在在說明了,要公開地談論性事,首先你要有一大堆符號在背後作為你的支持,男性(最好是有一定年紀而且不帥)、學術層面、關乎社會大眾福祉的,集齊這些自然就能「安全」了。然而,這件事的殺著就在於由道出此話的是游蕙禎——一個年輕、樣貎娟好,甚至被追捧成「女神」的議員竟然如此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情慾需要,而更重要的是,她講的是「扑嘢」,而不是做愛,更不是文雅的行房、倫敦、魚水之歡,「安全」符號完全欠奉——雖知道,我們都覺得女人是不可能有性慾的,而年輕貎美而有性慾的女子,當然是危險中的危險。

Rubin在1984年提出理論,歸納當時社會的問題,但只要你這陣子有花時間到網上一看,就會知道有關這三件事的討論,跟三十多年前情況並無太大分別;Rubin的真知灼見能橫跨不同年代固然厲害,但反過來看,有關性別議題的討論在三十多年來毫無寸進,也足以證明了性別平權之難,真是難若上青天。

老師你當天的心意,學生今天算是弄明白了。

圖片:游議員當日客串劇集而出現的報導,是的,我們不可談扑嘢,但處女二字仍能大剌剌的現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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